陈庆英先生动荡、慌乱的四月。短住纽约，半隔离中等待核酸结果，等候机票，急着回国看望病中的父亲。惊闻陈庆英老师离世的噩耗，无比痛心。和陈老师的女儿小华联系，得知老师走得安详、宁静，才稍得安慰。第一次听说陈庆英老师该是在二十六年前。年初，我在川藏、青海和内蒙古转了近一年后返回哈佛，继续我的学业。那时范德康教授（LeonardvanderKuijp）已被聘为藏学教授，我们这批博士生终于有了领路人。那学期，范教授给我们开藏文典籍精读课，就在位于哈佛广场教堂街52号的梵文和印度研究系二楼，选读的是《汉藏史集》。除了跟范教授学习欧洲的汉学传统扣字、读典籍的本事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跟我们介绍陈庆英老师：“研究元史、蒙藏关系尤为出色的学者，来自青海，太太是青海蒙古族。”我在藏学领域刚刚起步，于是迫不及待地去查找陈老师的著作，开始细读陈老师和王辅仁先生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这部书出版于年，第一次把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元明清时代的蒙藏历史讲得一清二楚，生动地叙述了多民族互动的进程和蒙藏民族错综复杂的漫长历史，我深受其益，以后反复参阅、引用。
而我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是在来年的夏天。范教授带我们几位博士生一同参加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陈庆英老师和我都在历史组，他发表了以《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再探讨》为题的论文，对年清朝入关之前的满藏接触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而我利用《多仁班智达家族传》中讲述的驻藏大臣策巴克受贿案，讨论乾隆年间清朝官员和西藏地方权贵的关系。会后，与会学者一起参观中华民族园时，我才有机会和陈老师交谈，他提到，我做博士论文还可以到第一历史档案馆，参阅有关的汉文和满文资料。我们一见如故。
年北京会议期间，陈庆英和李若虹后来范教授曾和我提起过他和陈老师相识的缘分。当年范教授还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时，看到陈老师藏译汉的《汉藏史集》《萨迦派世系史》和一系列有关萨迦派帝师和元朝蒙藏关系富有开创性的论文，特意让他在青海任教的一位学生去西宁登门拜访。后来在年的首届北京国际藏学会上，他们第一次见面，果然发现彼此有那么多共同的研究兴趣。年春，范教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邀请陈老师来哈佛合作。陈老师和师母永红来到波士顿，入住萨默维尔镇默多克街。陈老师和我时常互相走访，记忆中的那个夏天，我刚做了妈妈，有陈老师来访学，和同学们一起特别热闹。我们还一起聚餐、包饺子，师母的牛肉胡萝卜馅饺子鲜而润，咬一口，油渍渍的馅儿里喷出那个鲜香味儿，以后再也没尝到如此美味的饺子了。我常跟陈老师说，他来了真好，有那么多问题可以当面向他请教。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开，我真觉得从他这里得到的全是藏学的珍宝，而且我们一旦谈开来，并不是书呆子般一味聊学问，而更多是在聊家常中讲各自研究兴趣的来由。师母不时从旁补充，给陈老师慢悠悠的叙述添加了不少饶有情趣的独特经历。
年，陈庆英（右一）和邓锐龄（中）、沈卫荣（左一）在哈佛大学校园
陈庆英与夫人在美国华盛顿陈庆英老师祖籍广东台山。他父亲在南京中央政治大学上学时，正逢抗战，又因祖父去世，前往越南扶柩回籍，战乱间无法返回南京复学。后几经波折，他父亲从云南大学毕了业，而后前往四川工作，在南充安了家。陈老师是在南充出生、长大的（陈老师带有一口四川口音），年上高一时，举家迁往青海。他回忆说，当时一家六口仅靠父亲的收入，家境拮据，而青海当时倒有不少工作机会，高三时他曾一度想从西宁高中退学进工厂，但是在沧石校长的帮助下，他坚持到了毕业，并顺利考入青海民族学院新创办的物理系，第一次有了和青海蒙藏民族接触的机会。尽管年代初的青海民院数理化系科条件差，起步维艰，但从内地高校来的和下放的“右派”老师们却能按照大学课程正常授课。年下半年，青海的一些大学下马了，但他所在的民院保留了下来，不过规定只为藏族牧区培养中学教师，要求学生用一半的课时来修藏文——先学字母、拼音和基本文法和口语会话，然后深入牧区学藏语，第一次体验藏族牧民的生活。陈老师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央珍女士做的访谈中详细介绍了大学时和藏族牧民一起吃穿住行的生活经历——他去了青海湖边上的共和县倒淌河乡，日月山下的麦乃亥公社，住在牧民的家里，几乎没有说汉语的机会。在牧区生活的半年里，牧民干的活儿，他都干，放羊、剪羊毛、拔牛毛、砍烧柴，擀毡子，装卸驮子，学用窝尔多甩石子，用火皮袋鼓风烧火煮茶，还搬过两次帐房，从冬春草场到夏草场，从夏草场到秋草场，还参加牧民的婚礼、生产队的会议。除了学藏语，最大的收获可能是过惯了牧民的生活：夏天在高山牧场皮袄不离身，难得洗衣服而长有虱子，满是酥油味道。吃的方面，适应吃糌粑、羊肉、喝奶茶；住的方面，尽管主人尽力照顾大家，让住帐房里最好的地方，但是也是在草地上铺块油布或者垫子，下雨时帐篷还漏雨；行的方面，要学会骑马，还要学会对付路上遇到的牧犬。陈老师后来回忆青海湖边的场景时说：“在湖东的秋草场，我们的帐房正对着青海湖，在风和日丽的傍晚，在帐房里喝着奶茶，面对倒淌河入口的河畔草原和大海一样的蔚蓝的湖面，看到夕阳慢慢落入湖中，的确是难得见到的美景。……我真正体验了高原牧民生活的艰辛和他们的善良、乐观。我们离开的时候，牧民依依不舍，有的还骑马送行一段，好像是送自己的亲人远行。”陈老师对这段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不仅闻之深切，而且实实在在融入了他日后对蒙藏历史和宗教文化的研究及其著作之中。
从牧区实习回来，青海民院物理系被并到了青海师范学院。之后两年里，陈老师不仅学习藏文版的物理教材，还开始阅读藏族古典文学。那时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放藏文《格萨尔王传》，青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的藏汉文本，陈老师开始从中理解和享受藏文古典文学之美，但是那时他并没有机会接触藏传佛教和历史方面的典籍。年，陈老师开始任教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红卫中学（即现在的德令哈第一中学）和民族师范学院。陈师母永红是格尔木的蒙古族，于是陈老师也结交了不少蒙古族的亲戚、朋友，学了蒙古语的日常用语，住过蒙古包和藏区的帐房。他还带学生参加秋收，在察尔汗盐湖挖过钾肥矿。他日后回忆，那里最可怕的数盐钾滩上的大蚊子。在海西的生活经历构成了陈老师日后难得的研究背景，正如他跟央珍说的，“以后读到这方面的书籍，许多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对书中的记述也能够按照生活的实际去理解。”（这一段介绍陈老师求学经历，大部分参考并引用央珍和陈老师的访谈内容。《中国藏学》，年第S1期。陈老师的女儿陈立华又帮助添加了一些细节，在此一同致谢。）年“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时，几乎出于偶然，陈老师报考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古藏文专业，被顺利录取。陈老师离开了青海，离开德令哈，来到了北京，半路出家步入藏学。那一年，他37岁。
陈老师来哈佛访学时我了解了他步入藏学的经历，之后再读他的论著，他笔下的文字忽地滋生了不少活力。那时我刚开始写关于多仁班智达家族的博士论文。这一贵族家族史写得有趣、生动，不同于藏族传记写作历来重高僧大德的佛教修炼而轻世俗凡事的手法。记得我和陈老师聊起传记后半部中记述的多仁丹津班珠尔进京的经历，包括他染上天花和把汉地的扬琴传回藏区的生动的见闻和有趣的史事。我一提起，陈老师马上娓娓道来，讲开了天花在汉藏交往史中有着不可忽略的角色，值得深入研究。他提到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顺治皇帝、六世班禅喇嘛经蒙古地区前往承德进而入京时，一路行程筹备和朝觐安排上，事无巨细都得考虑到天花的隐患和后果。陈老师对藏汉史敏锐的学术意识让我豁然开朗。这些议题近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密切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1xbbk.net/jwbjj/2188.html
